夫作者曰圣,述者曰明。陶铸性情,功在上哲。夫子文章,可得而闻,则圣人之情,见乎文辞矣。先王圣化,布在方册,夫子风采,溢于格言。是以远称唐世,则焕乎为盛;近褒周代,则郁哉可从:此政化贵文之征也。郑伯入陈,以文辞为功;宋置折俎,以多文举礼:此事迹贵文之征也。褒美子产,则云“言以足志,文以足言”;泛论君子,则云“情欲信,辞欲巧”:此修身贵文之征也。然则志足而言文,情信而辞巧,乃含章之玉牒,秉文之金科矣。
夫鉴周日月,妙极机神;文成规矩,思合符契。或简言以达旨,或博文以该情,或明理以立体,或隐义以藏用。故《春秋》一字以褒贬,《丧服》举轻以包重,此简言以达旨也。《邠诗》联章以积句,《儒行》缛说以繁辞,此博文以该情也。书契决断以象夬,文章昭晰以象离,此明理以立体也。四象精义以曲隐,五例微辞以婉晦,此隐义以藏用也。故知繁略殊形,隐显异术,抑引随时,变通适会,征之周孔,则文有师矣。
是以论文必征于圣,窥圣必宗于经。《易》称“辨物正言,断辞则备”,《书》云“辞尚体要,弗惟好异”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,体要所以成辞,辞成无好异之尤,辩立有断辞之义。虽精义曲隐,无伤其正言;微辞婉晦,不害其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,正言共精义并用;圣人之文章,亦可见也。颜阖以为∶“仲尼饰羽而画,徒事华辞。”虽欲訾圣,弗可得已。然则圣文之雅丽,固衔华而佩实者也。天道难闻,犹或钻仰;文章可见,胡宁勿思?若征圣立言,则文其庶矣。
赞曰∶
妙极生知,睿哲惟宰。精理为文,秀气成采。
鉴悬日月,辞富山海。百龄影徂,千载心在。
翻译注释
《征圣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二篇。“征圣”就是以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为证验,说明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学习。
全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论圣人著作可征验的内容。刘勰举出三个方面:一是政治教化,二是事迹功业,三是个人修养。根据圣人重文的这三个方面,他认为“志足而言文,情信而辞巧”是写作的金科玉律。刘勰对儒家圣人著作的这种总结,一是强调文学为封建政教服务的必要,一是为反对六朝空骋其华的形式主义文风制造理论根据。
第二部分论圣人著作可征验的写作特点。刘勰认为,由于圣人能掌握自然之道,所以,对文章的繁、略、隐、显,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而作适当处理。因此,他说这方面“征之周、孔,则文有师矣”。
第三部分由“征圣”过渡到“宗经”,强调在华实并重上“征圣立言”。刘勰认为“衔华佩实”是圣人著作的突出优点,这也是他论文的一条基本原则。
刘勰的文学评论,一切以儒家圣人为依据,这给他的文学观点带来很大局限。但从本篇的具体论述可以看出,刘勰善于吸取儒家著作中的某些论点,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当时文坛上的实际情况,而加以总结和发挥,因而构成了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理论体系。
(一)
所谓“圣”,就是能够独立创造的人;所谓“明”,就是能够继承阐发圣人学说的人。用述作来培养人的性情,古代圣贤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。孔子的学生说:“孔子的著作是可以看得到的。”就是说,在这些著作里,是表达了孔子的某些意见或主张的。古代圣王的教训,在古书上记载着;孔子的言行,都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导人的言论里。所以,对较远的,孔子称赞过唐尧之世,说那时的文化兴盛焕发;对较近的,他赞美过周代,说那时的文化丰富多采,值得效法。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,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,郑国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。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,由于谈话富有文采,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。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孔子赞扬子产,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,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。孔子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,就说情感应该真实,文辞应该巧妙。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由此可见,思想要充实而语言要有文采,情感要真诚而文辞要巧妙:这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。
(二)
圣人能够全面考察自然万物,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奥妙的地方去;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,其表达的思想也才能与客观事物相吻合。圣人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,有时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;有时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,有时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。如像《春秋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赞扬或批评,《礼记》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:这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。又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,《礼记·儒行》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: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子。此外,有的文章讲得像《夬》卦所说的那样决断干脆,有的文章写得像《离》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: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主体的例子。还有《周易》中的四种卦象,道理精深,意义曲折;《春秋》所运用的五种记事条例,也常是文辞微妙,意义宛转: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子。根据上述可知: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,有洋与略、隐与显的区别;所以写文章时,或压缩、或加详,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;写作上的千变万化,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。所有这些,如果以周公、孔子的文章做标准,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。
(三)
所以刘向谈论文章,一定要以圣人作标准来检验;匡衡上书劝学,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据。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辨明事物并给以恰当的说明,有了明确的辞句就可以充分表达了。”《尚书·毕命》说:“文辞应该抓住要点,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。”由此可见,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,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。倘能这样安排文辞,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;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,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。那么即使内容精深曲折,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;虽然文辞微妙宛转,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。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,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。这些情形,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。颜阖说:“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,只追求华丽的辞藻。”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,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;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,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。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,尚且有人去钻研它;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,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?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,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。
(四)
总之,只有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,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。他们把精妙的道理写成文章,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。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之明,他们的辞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样丰富。古代圣人虽成过去,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。